1918年，经由杨昌济的引荐十大股票配资平台，章士钊在北京结识了当时仅有25岁的毛泽东。杨昌济在信中重点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称他们是有潜力的人材，未来前途广阔。章士钊与他们会面后，觉得毛泽东的气质不错，于是两人开始保持联系。
夏季的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为湖南青年赴法国进行勤工俭学以及支持本地革命运动筹集资金时遇到困难，就求助于章士钊。章士钊毫不犹豫地在上海工商界发动募捐，很快便筹集到两万银圆，并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这笔款项在那时并不算少数资金，其中一部分被用作帮助青年出国留学，另一部分则返回湖南，用于支持革命事业。毛泽东之后多次提及此事，并一直铭记在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章士钊曾参与国共和谈，谈判未果后，他选择留在北平，随后前往香港，协助劝说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发动和平起义。
1949年之后，他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成员，还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持续参与国家文化和历史相关事务。这些职位为他提供了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渠道，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撰写文章，都显得非常实际和踏实。
1957年春夏之交，北京举办了政协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共产党整风提出建议。当时，76岁的章士钊在会议中发表了讲话，他用水果作比喻：如果水果的表皮腐坏，削去一层还可以修复，但如果果核已经腐烂，即便外表看似完好，也无法挽救这颗水果。
随后，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共产党作为革命性质的政府，取得政权后不应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清除有功的人。宋太祖以酒释兵权的故事众所周知，章士钊借此典故表达了希望新政权能与各界人士团结合作，避免重蹈历史上内部纷争的覆辙。
他最初的出发点完全源于对共产党的支持与关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事情做得顺利。没曾料到，在反右派运动展开之后，这番话被一些人抓住，把它当作不合适的言论来看待。
批判会议举行了多次，有人回忆起他在北洋时期担任教育总长的旧事，有人用水果作为比喻来进行攻击，还有人建议将他与章伯钧、罗隆基联系在一起，归入“大右派”的范畴。那时被划为右派，后果众所周知，章士钊年 nearing 八十岁，处境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他性格直率，无法忍受这种情形，于是写信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阅后表示，章行严的行为另当别论，并非出于恶意。仅凭这一句话，事情得以平息，他的批判逐渐停止，也没有被列入右派。养女章含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句话，父亲那时可能会遇到麻烦。
这件事情过去后，章士钊照常开展自己的工作。到了1963年年初，毛泽东与章含之交谈时提到1920年那笔两万银元，称要归还债务，从自己的稿费中支付，每年春节寄赠两千元，十年内偿清那笔款项。章含之带回家后，章士钊回应说，那笔钱是用募得的公共资金，并非个人借款，因此无需偿还。
毛泽东听后坚持要赠送那笔钱，表示这笔资金无法偿还当年所受的帮助，只是作为对老先生一点生活上的援助。以还债的名义，主要是让章士钊更容易接受。从那年起，每到农历正月初二，随从都会准时将款项送到章宅。
1972年本金发放完毕后，毛泽东提到还有四十多年的利息未曾计算，只要章士钊还在世，这笔款项就会继续发放。章士钊曾试图推辞几次，但资金依然准时送达。
在晚年，章士钊专注于学术研究，自1960年起，他开始整理并钻研柳宗元的《柳文指要》，累计撰写百万余字。写作完毕后，将手稿呈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细心阅读后，还亲自修改了几处内容，对这部作品的整体评价颇为肯定。
在出版环节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像章士钊这样资深的先生以及党外人士，不应强求他们去调整那些已成定见的看法，因此无需进行修改。
1971年9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柳文指要》，共有14册。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在宴席上向宾客介绍了这部作品，并赠送了一册。随后，这本书被收藏进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章士钊一生中最牵挂的事情便是国家的统一。1956年，他受托借助中间人向蒋介石传达消息，提及家乡的平安，并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愿望。
1973年5月，已95岁的章士钊乘坐专机前往香港，表面上是探访亲友十大股票配资平台，实际上却承担着恢复与台湾联系的使命。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不佳，但依然坚决出行。到了7月1日，他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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